公元前202年，刘邦于垓下(在今安徽省）彻底打败项羽，即皇帝位，这就是汉高祖。他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决定建都关中。但由于公元前206年项羽率兵入关中时，已将秦成阳宫殿付之一炬，因面便选在滑河南岸与咸阳大致隔河相对的一个叫“长安”的乡聚处，另建新宫，并首先将附近幸免于火的秦离宫兴庆宫加以整修，改名为长乐宫。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朝廷由秦旧都栎阳（在今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办事处以东）迁至长安。与此同时，由丞相萧何主持在长乐宫之西修建了宏大富丽的未央宫。当公元前119年，刘邦率兵讨伐反叛的韩王信余部后返回长安时，看到未央宫如此富丽豪华，还曾很不高兴地责问萧何：“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答道：“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他将供王居住办公的建筑物与天子的权威和长久的影响联系起来，因而说得刘邦又高兴起来。

　　汉长安的外郭城直到汉惠帝时才开始修筑。由于先有宫城，后有城郭，加之当时渭河南岸地理条件的限制，汉长安外郭城南部和西北部有几处不规则的曲折变化，好似天上的北斗星和南斗星一般，所以人们称其为“斗城”。

　　汉长安城城墙全部用夯土筑城，《三辅黄图》说它高三丈五尺，下宽一丈五尺，上宽九尺，周回六十五里(约合今26公里)。解放后实测周长25公里多，面积约35平方公里。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四边各3门，共12座城门。东城从北向南首先是宣平门，文名东都门，这是通连东方最主要大道的城门。由此门向东约5公里，便是秦轵道亭旧址。当公元前206年刘邦军临灞上时，秦王子婴正是在轵道亭“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中，向刘邦投降的。到唐代，轵道亭遗址仍在，但由于都城位置的南移，东向大道也有变化，故王昌龄说：“轵道，秦故亭名也，今在京师(唐长安）东北十五里，署于路曰：‘秦王子婴降汉高祖之地’。岂不伤哉！余披榛往而访之，则莽苍如也。”由秦轵道亭再向东走2公里左右，便是灞河。这是汉、唐时代长安人送亲友折柳赠别的地方，因而唐代诗词中有“年年柳色，灞陵伤别”②和“濯濯长亭柳，阴连灞水流。雨搓金缕细，烟袅翠丝柔。送客添新恨，听莺忆旧游。赠行多折取，那得到深秋”②这些名句。东城中门名清明门，又名凯门。因门内有藉田仓，故也称藉田门。再向南为灞城门，又名青绮门。由于门色发青，民间也称为青门或青城门。秦东陵侯邵平，秦亡后在长安灞城门外种瓜，味甜美，时称“东陵瓜”或“青门瓜”。三国时阮籍《咏怀》诗中说：“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述异记》又说，汉景帝元年（156年)“有青雀群飞于灞城门，乃改为青雀门；更修饰刻木为绮寮，雀去，因名青绮门。”南城东头是覆盎门，又名端门。由于此门南为周杜伯国地，即秦之杜县(汉宣帝葬于杜城东原上，改县为杜陵县），故又名杜门，杜门北对长乐宫。中门名安门，又名鼎路门。南城西头为西安门，北对未央宫。西城南头为章城门，又名光华门。出此门可前往渭河上通武帝茂陵(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县）的便桥(即西渭桥）。《或阳县志》说：西渭桥汉代叫便桥，唐代叫威阳桥。它的位置在今成阳市东南。我们从杜甫《兵车行》中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等诗句看，这条路和桥在唐代不仅仍然沿用，而且是西去的一条重要通道。中门名直城门。西城北头为雍门，又名西城门。北城西头为横门，临近渭河上之横桥（中渭桥），即秦代在咸阳所架之渭河桥，位于今成阳市东20余里之窑店公社一带。据《水经注》记载，此桥宽六丈，长380步，共750根柱子。桥两头还有石砌墩柱。这座桥距离长安最近，出横门过此桥前往渭河北岸原上的汉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昭帝平陵等繁华陵邑也最便捷。特别因为由此桥越渭水，可以经最近的道路，前往秦所修直道起点，即汉时仍经常作为前线指挥部的甘泉宫(位于今陕西淳化县)，可以前往沿泾河西北去的丝绸之路，以及前往沿渭河北岸东通蒲津渡的大道，因而横门行人车辆的频繁，是可想而知的。横门又名光门或便门。北城中门为厨城门，因内有长安厨官署而得名。北城东头为洛城门，又名高门或鹳雀台门。

　　十二座城门各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各通连一条街道，中间一条称为“驰道”，专供皇帝使用。《三辅黄图》引《汉旧仪》说：“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又说：“水泉深二十余丈。树宜槐与榆，松柏茂盛焉。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尺，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同书引《三辅决录》也说：“长安城，面三门，四面十二门，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衢路平正，可并列车轨。十二门三涂洞辟，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人，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可知这些街道不仅宽大平正，夯筑得非常坚固，而且道旁部裁有槐榆等树木，南朝梁何逊《拟轻薄篇》中，便有“长安九逵上，青槐荫道植”的句子。

　　如今的汉长安城城墙遗址，北垣最高处尚有10米多高，基部宽达16米。南垣则仍然大体完好地矗立地面。其他两面，也保存有若干段落。城墙一般皆为版筑土夯，断面呈梯形。墙面上涂一层和有麦秸的泥，草泥外再涂一层坚硬的朱红色细沙泥。从残片上还可看到一些朱红色的色泽。城垣每面的三座城门，经发掘过的直城门、西安门、灞城门和宣平门看，各门都有宽八米的3个门洞，门洞之问有4至12米厚的夯土隔墙。门洞内两侧有用光滑的大卵石垒成的柱础遗迹，表明城门上原建有木结构的门楼。它也告诉我们，汉长安城门还不是后世的砖券建筑，因面容易被火烧毁。在灞城门门道中发掘到当时的车轨遗迹，按此车轨宽度计算，城洞中可并行四辆马车。这与上引《三辅决录》的记载，以及张衡《西京赋》中的“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三涂夷庭，方轨十二”等话，恰可互相印证。城门也的确连接了三条平行的道路，中间皇帝专用的“驰道”，分外平整。

　　汉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保证首都主要是对皇家的供应，在各方面都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如在城市布局上，将宫殿、官署、居民区、工商业区，同置于一个大城之中。这种做法，也开了后世帝王都城建制的先河。再如汉初诸侯豪强竟相铸造钱币，造成市场上极大的混乱。自惠帝二年（前193年）到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朝廷与地方为铸钱事屡次发生激烈斗争。最后武帝下令销毁各种私铸铜钱，命在京师铸五铢钱通行全国。这对加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市场物价有很大的好处。在汉长安旧址今相里巷，曾出土大量铸造钱币的钱范，可能就是武帝时所设铸钱作坊用的器物。它也证实，在汉长安城中，的确有铸钱的机构。

　　宫殿群处于城中的中心位置，而且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土地面积。如位于汉长安东南部改建秦兴乐宫而成的长乐宫，周长20余里，有14座宫殿。其中有一座秦时所建高40丈，上面并修有许多建筑物的高台，由于曾在台上射飞鸿，所以名叫“鸿台”。宫中还有秦始皇修的鱼池、酒池等。《太平寰宇记》说汉武帝曾“作酒池以夸羌胡”，让来长安的少数民族使者开怀畅饮，大概就利用的是这一酒池。汉代又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用收缴各地兵器融铸成的钢人，由秦阿房宫殿前移至长乐宫大殿前。

　　长乐宫的前殿东西宽近50丈，深12丈，这是长乐宫的主要建筑。汉初，皇帝便在这里会见群臣。相传刘邦初即位时，由于废除了秦法，没有朝仪，与他多年并肩征战的群臣，纷纷饮酒争功，吵嚷不休，刘邦也无法制止。这时，曾为秦博士的叔孙通制定了一套朝会礼仪，教群臣多次排练。到汉惠帝七年（前200年）便在长乐宫前殿正式按规定朝见皇帝，对违犯朝仪的“辄引去”。因而，“竟朝置酒，无敢谨哗失礼者”。刘邦当场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①从汉惠帝开始，皇帝都搬到未央宫起居听政，庞大的长乐宫仅供皇太后居住使用。她们主要住在这里的长信宫（殿）中，《三辅黄图·长乐宫》上说：“长信宫，汉太后常居之。”“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殿皆以长信、长秋为名。”如班婕好初颇得成帝宠幸，自赵飞燕入宫后，婕好失宠，便自请于长乐宫的长信殿供养太后，唐王昌龄《长信秋词》中的“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便写的是这件事。“昭阳”是未央宫中的宫殿名，赵飞燕就住在那里，因而也是汉成帝常去的地方。

　　西汉时期位于长安郊区云阳（淳化县）甘泉山的甘泉宫(改建秦林光宫而成)，并非仅供皇帝游乐的清闲所在，而实际上是一个前线指挥部。如文帝时“胡骑人代句注（山西省代县西北之句注山，又名雁门山)，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①。说明当时作为战争情报的烽火，照例要传到甘泉宫。公元前177年匈奴人侵，汉文帝便亲临甘泉宫坐镇。当汉军取得胜利后，文帝又“自甘泉之高奴（陕北安塞县）”，沿直道去前线劳军。汉武帝又于太始元年(前96年）“徒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阳）”①。茂陵(位于陕西省兴平县）是武帝为自己营建的陵墓，所以按照汉代在帝王陵基附近设陵邑、迁富豪，以保护陵园的惯例，营建了茂陵城。而对云阳也这样安排，足见其地位的重要。汉武帝也曾从甘泉宫经直道北上，再经五原，出长城，登单于台，然后又回到甘泉宫。李白《塞下曲》第六首中的“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帝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这些诗句，便形象地反映了甘泉宫在对匈奴战争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未央宫位于长安城西南部，距离长乐宫一里，实测周长17里多。它除前殿外，还有承明、清凉、麒麟、风凰、昭阳等40余座殿台楼阁。从西汉开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几个朝代的朝廷所在地都在这里，与“斗城”共存了近800年。一直到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