涤岸之兴——上海杨浦滨江南段滨水公共空间的复兴

　　远古的先民站在陆地与水域的边界，身后是可供种植和收获的丰沃土地，面前则是辽阔而永不衰竭的水源。他们择水而居，享受着开枝散叶与源远流长的大自然的双份恩泽，既可固守家园又可远走世界。于是，这种栖居理想如同基因般根植于绵长不绝的社会进化链条中，绵延至今。

　　工业时代的人们站在陆地与水域的边界，身后的良田被密布的货仓码头所取代，水面上船桅栉比，各类厂区将居住之地推移至远离水岸的城市腹地。尤其在工业后，因水兴市、依水建城更成为城市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曾属于大工业时代的杨浦滨江南段就是这种状态最为典型的例证。本地人一语双关地把杨浦区称为“大杨浦”，就是因为它是上海开埠以来最集中的工业区，承载着大工业时代带来的荣耀与创伤，兼具铿锵之美与粗放之气。

　　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难以接近陆地与水域的边界，虽然他们身后的城市不断地刷新着高度与密度的记录，城市生活却与水岸渐行渐远。杨浦滨江南段就形象地印证了滨水区与城市相隔离的状态。杨树浦路以南密布的几十家工厂，沿江边形成宽窄不一的条带状的独立用地与特殊的城市肌理，将城市生活阻挡在距黄浦江半公里开外的地方，形成“临江不见江”的状态(图1)。

　　1960年代末开始，城市滨水区重新受到全球性的关注。一方面，随着商品和贸易增长的分布日益全球化，货物储存需要更空旷的空间，运输路线要求更畅通的布局，从而导致港口和码头设施逐渐从城市中心区撤离。世界各地这些空置出来的场地拥有与杨浦滨江几乎差不多的面貌：废弃的厂房，锈蚀的设施，恣肆的荒草。另一方面，随着全球资本下生产行为向低价劳动力市场的转移，“退二进三”成为客观的经济增长需求，城市区域的工业区纷纷面临关停和转型，因此催生出一大批从生产岸线到生活岸线年代中期建设成为CBD的伦敦金丝雀码头。

　　历经几十年的探索，如今的滨水空间复兴不再是单一功能的简单置换，而是通过嵌入公共交通、公共空间、景观体系，力求将滨水空间重新纳入到整个城市的生长与更新体系中，形成一种渐进的、综合的开发模式。新加坡河滨水历史街区、香港维多利亚湾启德休闲及旅游综合区以及美国芝加哥滨水地区公共岸线均属于此类建设，为市民提供更多公共开放空间的同时，也带动了相邻区域的商业与房地产投资。2015年启动的杨浦滨江南段滨水空间正是面临这样的迭代。就如亚历克斯·克里格(Alex Krieger)在滨水区开发十原则中指出的：“城市滨水区沿岸的更新是城市生活中的复发性事件，通常当经济或文化的主体发生转变并导致当代城市生活出现冲突性观点时，滨水区更新就有可能发生。”

　　自2002年始，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就成为上海市的重大战略。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促使相关工业企业加速搬迁。杨浦滨江(内环以内)作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重点突出的中央活动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实现从封闭的生产岸线转变成为开放共享的生活岸线年底实现贯通。杨浦滨江滨水空间的复兴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进入我们的研究与实践范畴。

　　黄浦江岸线km上海浦西中心城区最长岸线年公共租界当局在原浦江江堤上修筑杨树浦路，揭开了杨树浦百年工业文明的序幕。杨浦滨江所在的杨树浦工业区作为上海乃至近代中国最大的能源供给和工业基地，在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其发展历程中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无数的“工业之最”，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长廊”。这里的工业遗存规模宏大、分布集中，其中不少曾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代表性建筑：中国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厂房——怡和纱厂锯齿屋顶的纺车间(1911年)；中国最早的钢结构多层厂房——江边电站1号锅炉间(1913年)；近代最长的钢结构船坞式厂房——慎昌洋行杨树浦工厂间(1921年)；近代最高的钢框架结构厂房——江边电站5号锅炉间(1938年)等(图2~6)。

　　从我们的原作工作室到杨浦滨江不过10分钟的车程，沿途混杂着各色建筑，几乎就是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缩影。伴随着区域内大量的工厂停产迁出，城市生活空间开始见缝插针式地向江边渗透。但这种渗透在到达江边半公里的地方戛然而止。通往基地的最后一段道路崎岖而荒芜，随处可见的厂区的高耸围墙、生锈的金属大门以及“闲人莫入”的标牌提示着：曾被工业时代猛烈冲刷过的这片土地虽疲态尽显，却依然保持着往昔不容窥探的禁地感。

　　确切地说，我们是在示范段现场施工已经启动的情况下接受设计委托的，目标是对原方案进行修改与提升。但是现场踏勘使我们意识到：如果依照原有方案向前推进，就意味着我们会落入一个先入为主的模式化的既有逻辑，而放弃我们一贯坚持的在现有场所的残留痕迹中挖掘价值与寻求线索的主张。曾经高速而粗放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几乎抹去了原有场地上的历史痕迹，而与此同时，一种喜闻乐见的滨水景观模式在黄浦岸边不断复制——类似的流畅曲线构图、植物园般丰富的植物配置、各色花岗岩铺装的广场、似曾相识的景观雕塑以及批量采购的景观小品。如今，在城市发展逐步从粗放扩张转向品质提升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原有模式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开始了这次注定充满挑战的改造实践。

　　2015年盛夏，杨浦滨江的设计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我们 “抢救”式地挖掘和保留场地上的工业遗存，以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保证示范段于2016年7月向公众正式开放。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系统性地梳理杨浦滨江南段5.5km的总体概念方案，寻求将工业区原有的特色空间和场所特质重新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的全新方式，并实现2017年7月杨浦滨江南段2.8km的公共空间贯通开放，以及2019年杨浦滨江南段5.5km公共空间全线贯通开放的大目标。

　　克里格指出，“闲置的或荒废的城市滨水区，当它们成为令人满意的生活场地而不再是仅供参观的地方时，它们便复活了”。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何将“还江于民”的宏大主旨落位到“以工业传承为线索，营造一个生态性、生活化、智慧型的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的设计理念，通过实施有限介入、低冲击开发的设计策略，实现工业遗存的“再利用”、原生景观的“重修复”、城市生活的 “新整合”。杨浦滨江南段的总体概念方案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三带，九章共谱。

　　三带：主要是指5.5km连续不间断的工业遗存博览带，漫步道、慢跑道和骑行道并行的健康活力带，以及原生景观体验带。贯通道路上的6个断点，通过水上栈桥、架空通廊、码头建筑顶部穿越、景观连桥等不同方式予以解决。

　　九章：主要是挖掘原有“八厂一桥”的历史特色，结合上海船厂、上海杨树浦自来水厂、上海第一毛条厂、上海烟草厂、上海电站辅机专业设计制造厂、上海杨树浦煤气厂、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上海十七棉纺织厂、定海桥等自身的空间与景观条件，形成9段各具特色的公共空间：譬如以船厂中超过200m长的两座船坞为标志点，大小船坞联动开发使用，大船坞为室外剧场，小船坞为剧场前厅与展示馆，船坞的西侧和东侧分别设置可举办各类室外演艺活动的广场与大草坪，形成船坞综合演艺区；中段以烟草公司、上海化工厂为主形成3组楔形绿地向城市延伸，形成带状发展、指状渗透的空间结构。丹东路码头北侧的楔形绿地结合江浦路越江隧道风塔设计了滨江观光塔；在安浦路跨越杨树浦港处设计了双向曲线变截面钢桁架景观桥，并通过桥下通道连接北侧楔形绿地和兰州路；在宽甸路旁的楔形绿地中保留了烟草公司仓库的主体结构，通过体量消减形成跨越城市道路之上的生态之丘，建立起安浦路以北区域与滨江公共空间的立体链接；借助杨浦大桥下的滨江区域形成工业博览园，以电站辅机厂两座极具历史价值的厂房为核心，改建更新为工业博览馆，将大桥下的空旷场地改造为工业主题公园，形成内外互动的综合性博物馆群和工业博览园；最后在黄浦江转折处，利用曾是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的杨树浦电厂滨江段改造为杨树浦电厂遗迹公园，保留码头上的塔吊、灰罐、输煤栈桥以及防汛墙后的水泵深坑，植入塔吊吧、净水池咖啡厅、灰仓艺术空间、深坑攀岩等功能，使其成为整个杨浦滨江南段的压轴之作。

　　西尔维奥·卡尔塔(Silvio Cartazai) 在《蓝色的纹路》中描写到：“当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相遭遇，新的美学价值观就产生了。旧的工业场地变得令人着迷……这些旧的港口设施矗立于场地中，见证着过往那些工人、市场的故事，这些故事或多或少地吸引了年轻的一代人，在城市的旧场所，这种能唤起人们回忆的力量得到了放大”。2015年的杨浦滨江就是埋没于荒草之中静待发现的独特之地。作为最先启动的杨浦滨江示范段，占据了怀德路东西两侧长约1100m的滨江岸线年的杨树浦水厂因其典雅的英国古典城堡式建筑群成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中部的上海第一毛条厂，其前身是始建于1915年的新怡和纱厂；东侧的第一水产批发部，其前身是1945年建成的中国第一渔货市场。场所精神，既存在于锚固于场地的物质存留，又存在于游离于场地之外的诗意呈现。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示范段就是基于这一理念的一次全新实践，也成为后续同类实践的立足点。

　　目前防汛墙有两种改造方式：保留原有防汛墙，或是隐藏于绿地之下的隐蔽式防汛墙。现有的滨江规划中除了用地过于紧张的区段外，大多采用后者以增加公共空间的亲水性。然而原有防汛墙是原有场地遗存的重要特征物与识别物。于是我们在示范段中保留了近300m的防汛墙，斑驳的墙面与厚重的墙体提示着往昔工业码头的记忆。同时适当提升了防汛墙内侧的地面高度，形成视角理想的望江平台，避免了防汛墙对滨江公共空间视觉上的阻挡。其余部分则予以拆除，远离水岸新建埋于绿坡之下的隐蔽式防汛墙。

　　渔市货运通道和防汛闸门也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考虑到这些大尺度厚重的闸门、粗犷的防汛墙都是场地中极富感染力的特征元素，也见证了当年货物吞吐量十分惊人的第一远洋鱼货市场的辉煌。经过和后区开发公司以及水务部门的多次沟通，通过调整防汛墙后区地面标高、搭建新的镂空钢栈道，并利用闸口空间种植乌桕，实现了保存工业遗迹与满足使用功能的平衡(图8、9)。

　　另一个努力保留下来的特征物是原有趸船的浮动限位桩，粗壮的混凝土墩和箍在上面的双排钢柱，极具工业感，同时也是滨水空间入口的对景，最终在拆除作业船已然到港的状态下，将这个当时不起眼的浮动限位桩保留了下来。

　　码头地面的混凝土在常年累月的货运压力下显得斑驳粗糙，面层脱落处裸露出原始的骨料的材质，形成一种介于水刷石和水磨石之间的效果。通过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了局部地面修补、混凝土直磨、机器抛丸、表层固化的施工工艺，从而实现了老码头表面原有肌理的保留与品质提升。

　　基础设施进入建筑学的视野早在古罗马的引水道就初露端倪。前普林斯顿建筑系系主任斯坦·艾伦(Stan Allen)将之理论化，他认为基础设施的大量重复性和对日常生活的深层介入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空间，能够在城市中建构起一张人工地表网络，成为城市生活的载体。1100m的示范段中有535m的防汛墙处于安全性要求极高的杨树浦水厂外。由于水厂运营的生产要求必须在紧邻江边的防汛墙外设置一系列生产设施，以及拦污网、隔油网和防撞柱等防护设施，客观上形成了杨浦滨江贯通工程中的最长断点。于是我们提出利用水厂外的基础设施进行更新和改造，将景观步行桥整合其中形成公共水上栈桥，提供新的观赏江景和观赏水厂历史建筑的双向角度，产生悬浮于江上的独一无二的漫游体验。栈桥与基础设施原有的结构产生了新的对话关系，完成了基础设施建筑化的过程。

　　栈桥利用水厂外防撞柱作为下部基础结构，跨度在6m~8m之间。因受到浚浦线的限制和水厂各类生产设施的影响，在全长535m的范围内栈桥的宽度不断发生变化，设计对此采用了相对普适性的结构策略，桥体形态类似于江岸边首尾相连的趸船，将格构间距控制在750mm的钢格栅结构体轻盈地“搁置”在粗壮的基础设施结构上。栈桥结构的基本断面成U。